【铁凝】文学照亮生活

来源:固原电视台 2017-07-19 16:36

 文学照亮生活

  ——中国作家协会全民公益大讲堂首课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 凝 

  (2016年5月13日于宁夏西吉)

  我也是西海固作家群的读者之一,我已经深深感受到在这块土地上走出了一大批有才华有实力的作家,今天仍然有一大批对文学怀有虔敬之心的作者们,在这块土地上潜心创作。你们的经历和实践,同样让我感受到文学不仅照亮了你们的生活,也铸造了你们的内心。我还知道我们当地的一位业余作者,以及他发表作品的方式:把自己写的诗贴在门板上,然后背着门板赶集,让过往的人欣赏他的诗作、他的文学创作。他这种豪情万丈的发表自己诗作的方式,可能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独有的。他这种倔强的对文学不屈不挠的情意,尤其让我感动。我也就很自然地联想到了自己。我和大家一样,作家之路也是从业余写作开始的,从贪婪地阅读文学经典开始的。当我还是个少年,就像今天坐在前排的西吉县这些中学生的时候,正是文学经典,照亮了我的生活和我的内心。 

  文学照亮生活,首先是对于读者而言的。我今天要讲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文学照亮生活,主要从我作为一个读者的角度,文学如何照亮了我的生活和内心;第二部分:我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之后,我也许更看重生活照亮文学。作家应该有能力让生活照亮我们笔下的文学,我们的文学才有可能照亮别人的生活。 

  文学照亮生活 

  21世纪初,北京有媒体问我,怎么样踏进新世纪?然后让我举出青少年时期对自己影响最深刻的两部文学作品,一部中国的,一部外国的。这个提问是比较苛刻的,特别是针对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因为怕举错了,就显得不深刻,作家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深刻的人。如果我讲实话,自己也许就真的不够深刻;如果我说假话,可以举出两部非常深奥的作品,可是这两部深奥的作品当时并没有影响到我的内心,或者说还没有机会影响我。我还是选择了说真话。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上世纪70年代初,正是我的青少年时代,也是“文革”时期。今天在座的这些中学生,已经不大了解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鄙视知识、限制阅读的,是一个文化荒凉的时代。我因为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阴影下,内心总是充满了紧张和自卑。但我从小就喜欢写日记,尽管紧张着自卑着,还是坚持写日记。不过那个时候的日记,与我小学时候的日记不一样。那个时候的日记,我自己起名叫“忏悔体”,我每天都在忏悔自己,每天都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期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人;实在觉得今天没有犯错,就虚构一段自己的错误写在日记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读到了一部被家里大人偷偷藏起来的书,即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的皇皇巨著。这是以音乐家贝多芬为原型的一部带有传记性色彩的长篇小说,扉页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遮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非常受震动,作为一个每天写着忏悔体日记的少年,我就觉得这么伟大的作家都说连英雄都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呢?更重要的是后面的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正是这两句话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偷偷地把自己解放了那么一点点、偷偷地肯定了那么一点点,让我生出了一种既鬼祟又安然的豪情和冲动,想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事情。《约翰·克里斯朵夫》这部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或许并不是一流的经典,但就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它对我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使我第一次真正领略到文学的魅力,文学照亮内心的魅力;这个魅力照亮我精神深处的幽暗之地,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这是一部让我深受影响的外国文学作品。另一部中国文学作品,我举了《聊斋志异》。在今天读《聊斋志异》,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随便读,现在的问题不是没书可读,是不知道如何选书读。在我的少年时期,这样的书是要偷偷读的。在那个压抑、沉默的年代读《聊斋志异》,我觉得书里的那些狐狸特别美,她们活泼聪慧、率真勇敢,甚至很反叛,行为不合常规;作者蒲松龄生活的时代虽然也是很压抑、沉默的清代,可是他仍然具有那么神采飞扬、趣味盎然的想象力,他笔下充满情味的狐仙实在是比人更像人啊。其中有篇小说叫《婴宁》,描写一只会笑的狐狸,这只狐狸就是反常规的;清代妇女是受压抑的,不能咧嘴大笑,但这个婴宁打破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妇女不能咧嘴大笑,甚至不敢笑的约束,笑起来无法无天,是那么的坦荡和自由;后来她到人间结婚了,结婚拜堂的时候,她竟然把自己笑得无法行礼。正是这些善良多情的狐狸,以她们明亮磊落的性情、悲喜交加的缠绵故事,给我非常狭窄的灰色生活开启了非常秘密的有趣的奇妙空间。所以我要说,这就是在我青春期之时,文学给我的恩泽和打击,这种打击是完全褒义的,这种打击给予我一种宝贵和难忘的重量,它沉入我的心底,却非常甜蜜,非常酣畅。我的文学梦由此开始了。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就有了当作家的强烈愿望。按当时我所在城市的政策规定,我可以留在城市,进工厂当工人,还有当兵的机会。但我就是想当作家,受这种愿望的支配,我主动离开了城市,到华北平原的一个乡村当了四年农民,种了四年小麦和棉花。当时的条件是很艰苦的,但和政治火药味浓烈的城市相比,农村生活还是显出了它的松散和平和,尽管那时候的中国乡村还没有保护个人隐私的习惯。比如我插队的村子,家家户户白天不关门。不关门的理由是,你们家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为什么大白天要关门呢?关门会拒绝邻里之间的来往,影响和睦。再比如,作为城市来的学生,我们总会收到家信。这些家信由乡村邮递员送到大队部,很随便地放置在窗台上,等到我们路过的时候取走。问题是我们到大队部取信的时候,信已经被先期路过的村里人拆开相互传看着,甚至还要朗读好几遍。村里人拆信看信是光明正大的,而且带有亲热关心的性质。我本人就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一次,我去大队部隔壁的小卖店买东西,遇见村里一个干部,他非常关心地给我说,铁凝,你家来信了,我拆开看了,没什么事,你父母身体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信我又放回窗台上去了,还有好几个人等着看呢。当时,我作为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真是哭笑不得。但是这个村干部是个非常好的人,他真实的关心之情和诚恳,让我无法指责他侵犯了我的隐私。当我脚踏实地地在乡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才觉得在那个时候,不光明不坦荡的可能恰恰是我。 

  当然,今天的中国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乡村女孩早就不用写日记的方式抒发情感,也就不会出现因为自己的日记被家人偷看,而和家人发生争执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学生早早就知道保护自己的隐私,这当然是社会的一大文明进步。对我来说,那时候所有的回忆其实都是美好的,因为乡村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我到乡村之后,接触最多的是村里和我同龄的女孩子,每天都和她们到很远的地方去浇地。夜里和她们一起待在小窝棚里,有时候只有两个女社员、一个机手,没有什么危险,非常安全。当然,农村还是很艰苦的,我一方面觉得很豪迈地实践着带着一点自怜心的再教育;一方面坚持写日记,没有因为劳动的艰苦而放弃自己的作家梦。那年秋天,我度过了自己十八岁的生日。到玉米地里劳动的时候,那天我手上磨出了十二个血泡,我在当天的日记里记录下来,是有一种炫耀感的。我欣赏着自己手上的十二个血泡,话外音仿佛不停地在说,哎呀,你们看,铁凝多么肯吃苦啊,手上都有十二个血泡了!我还在庄稼地里干活儿的时候,将手上的血泡向和我一起劳动的女孩子们展览。其中有一个叫素英的女孩子捧着我的手哭了,跟我说,这样的活儿,本来就不应该是你们来干的,这应该是我们干的活儿呀。她和我非亲非故,可她就是这样真诚而痛苦地说着这些朴素的话,把我不自然的不朴素的一番炫耀压了下去,同时也将我的虚荣心抚平了。正是他们那么宽容无私地接纳了我,又教会我在平凡的生活中看待人和事的基本态度。我还想起一位我尊敬的作家说过的一句话:在女孩子们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岁月会磨损掉人身上的很多东西,生活更是千变万化的。一个作家要有能力打倒自己的过去,或者说不断打倒自己,同时也应该有勇气站出来守住一些东西。几十年过去了,今天我生活在首都北京,我的手上不会再磨出十二个血泡,也不会再有乡村女孩子捧着我的手站在玉米地里痛哭。值得我怀念的也不仅仅只是原始朴素的记忆,还有那些醇厚的活生生的感同身受般的乡愁,都成为了我进行文学创作永恒不变的底色。无论人生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我们笔下书写的是怎样严酷的故事,对人类的深层体贴和凛然情意,永远不应该改变。也正像我阅读西海固作家群,你们的作品里有很多严酷的故事,但是更有温暖人心的情意。文学永远有力量呼唤人类积极的美德,以及最温暖的情感。正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会在极度的绝望中洋溢出希望。文学的确是有光亮的,如灯照亮人性,照亮生活,照亮我们的心灵。 

  文学是灯。在当下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之下,我们谈论这样的话题是不是有点冒险,文学还是灯吗?文学能当饭吃吗?文学能解决温饱吗?索尔·贝娄有一篇作品叫《洪堡的礼物》,叙述的是主人公在飞机上俯瞰一座城市夜景的时候,把机翼下璀璨的城市灯光形容为香槟的泡沫,当然也意味着一座城市活跃的经济和丰沛的能源。我想,假如我们在如今的夜晚飞行在首尔、伦敦、东京和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上空时,一样会看到璀璨的灯火,亦如香槟的泡沫。但是恐怕不会有人想到,在这香槟泡沫般的城市灯火里,应该有属于文学的一盏灯。文学也许不能够占据社会生活的中心,特别是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但是,我仍然要说,我在文学最荒凉的上世纪70年代爱上文学,那是我的初心。今天的信息爆炸再次把文学挤压到一个显得尴尬的境地,我仍然不放弃对文学的爱。乔尔·科特金在他的《全球城市史》里说,成为世界名城要达到什么条件呢?要具备三方面的特质,即精神、政治和经济,也就是神圣、安全和繁忙。毫无疑问,今天很多大都市的繁忙,主要是对财富孜孜不倦的追求,就像亚当·斯密所倡导的那样。我现在来到了宁夏,从昨天到今天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可是我一直在想,实现经济大国的目标,也并不意味着现代公民就一定出现;而一座城市的神圣,从广义上可以理解为高尚信仰的自觉、道德操守的约束、市民属性的认同,以及广博的人性关怀。因此,我再次想到一座城市如香槟泡沫般璀璨的灯火,那里一定有一盏灯是属于文学的;有了一盏文学的灯,这座城市就永远具备打不倒的价值。因为文学的灯光即使并不很耀眼,它却照样能够照亮人心,照亮思想。人心的很多幽暗之处,恰恰是需要文学来照亮的。我从今天在座所有西海固朋友们的脸上,看到了黄土高原的颜色。黄土是黄土色的,风沙也是黄土色的,但是你们的脸上是有光彩的,是有亮色的。我不得不说,这正是因为文学的滋养和恩泽。我们昨晚在通往西吉的山路上行走,看见的灯光并没有香槟泡沫般璀璨,然而很美。因为里面有文学的灯,它照耀着一种不屈不挠的沉静。 

  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阅读中外文学名著不能公开的背景下,我却很幸运地读到了一些中外文学名著。我必须说,它们用文学的光亮烛照着我的心,也照亮我生活中那么丰富而微妙的色彩。有光才有色彩。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李贺的那些诗篇,其独特的意境和情怀更是长久地浸润着我的心。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被人们需要,原因之一是它们传达出了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呼吸,表现出了一个时代最具本质的情绪;它们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想象力。跟大家说一个小笑话,是有一点我的阴暗心理的小笑话。我曾经在不能公开阅读的背景下,读到过上世纪40年代一位很有名的美国女作家写的一部中篇小说,是同学从造纸厂的库房偷出来的,书名叫《伊坦·弗洛姆》。小说叙写的就是叫伊坦·弗洛姆的新英格兰偏僻山村的一个悲剧性人物。这部小说在我们大学的文学课堂上并不大被教授们提及,但是我非常喜欢这部中篇小说,喜欢到经常阅读,甚至喜欢到生出了一种“阴暗心理”:这么优秀的小说,就让我独享吧。这就是文学经典带给我一个少年人生的精神力量和情感滋润。像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写作者,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讲他的读书经历,以及文学经典给予他青年时代的重要影响,是那样的会心。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他特别讲到文学经典给青年时代的他带来的力量和精神支撑,以及在他内心产生的深刻影响。在这个座谈会上,有七位文艺家发言。我作为文学界的代表第一个发言。总书记是非常看重文学的,对每个人的发言他都有点评;发言之后还有一个互动环节,总书记回应发言者所讲的内容,从文学到绘画、音乐、舞蹈、电影、电视剧,他的涉猎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当一位作家说到当年他作为知青从上海到贵州的一个贫穷地方去插队,心情特别不好时,总书记插话说他自己从北京到陕北去插队,那里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他们就住在窑洞里。坦诚地讲到自己的心情也是比较消沉的,把铺盖在窑洞的土炕上一打开,黄土噗噗地溅起来;而且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得扒开炕上的那层黄土,这日子可怎么过呢。接着,总书记开玩笑说,这不是又过起山顶洞人的生活了吗?那个时候,总书记带了一箱子书,就是这一箱子书,使他的精神安定了下来,给了他力量、信心和智慧。比如,有一本书是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里面有一个革命者叫拉赫美托夫,用最苦的生活磨炼自己的意志,每天睡在钉子床上。总书记说当他读到这部小说里有这样的革命者,忽然觉得自己不也是革命者吗?满目的黄土又算得了什么呢,革命者都能睡钉子床的。总书记读完这部小说后,当晚就把褥子从窑洞的土炕上掀掉了,他说咱睡不了钉子,就睡光板的土炕吧,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总书记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邻近一个乡村教师家里有很多藏书,其中一部是歌德的《浮士德》,他就走了三十里路把《浮士德》借来;读完以后,再走三十里路把书还回去。总书记说借书还书这个过程,并不觉得苦和累,反倒是他当时生活中一种非常美妙的享受,正是阅读这样的文学经典,支撑他在陕北不仅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还很快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后来他还当了大队书记,为改善乡亲们的生活条件,做了很多事情。总书记由衷地说,永远不能否认文学经典给予他这样一个青年思想和精神方面的力量和勇气。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暗算》一书的作者麦家在微博里感慨地说,总书记读的有些书,他作为一个作家至今都还没有读过。所以,总书记的阅读量是非常大的。我们也能够从总书记的讲话中感觉到他对文学的尊重,对文学人才的看重,尤其对真正的人民作家的珍惜和敬重。当年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当县委书记,我们有一位资深的老作家和他是朋友,嘱咐了他几句话,其中一句话说,你到了基层领导岗位上,可以结交不同的朋友、各式各样的朋友,因为从事不同职业的朋友看问题、看生活会有不同的角度,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收获。正定县有个著名作家叫贾大山。贾大山一生只写短篇小说,也是河北省第一个获得国家级文学奖的作家。正因为总书记也喜欢文学,他就慕名而去,交了贾大山这个作家朋友。贾大山其实挺清高的,作家都有个性,可以理解。当时有人告诉贾大山说,新来的县委书记叫习近平,要认识认识您,想跟您聊聊。当时贾大山还瞧不起这个新来的县委书记呢,三十几岁,那么年轻,和他有什么可谈的呢?县委书记又不是作家。但总书记的真诚、对文学的热爱和对作家的尊敬,终于赢得了贾大山这个作家的心,两个人最终成为朋友,他们在一起谈文学,谈这座古老县城的文化、经济、政治、民情、风俗。贾大山应该是这个县城的一部分,正如生长在我们西吉这块土地上的作家,本身也是这块土地的一部分。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他从贾大山身上吸取了很多优秀的东西,比如贾大山的仗义执言、嫉恶如仇。我当时在发言里谈到了总书记和贾大山的友谊,总书记听完我的发言后说,贾大山也许不是太懂政治,但是我最欣赏的就是他的人民心,他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始终和生养他的土地在一起;他嫉恶如仇,眼里容不得沙子,他的人品和文品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的统一,使得他的作品能够传达出那块土地上最本质的声音。贾大山英年早逝,他去世以后,总书记还专门写了长篇怀念文章。这时候,总书记已经在福建工作了,还专门写文章纪念贾大山这样一位一辈子生活在基层的作家。贾大山重病的时候,我去看望他,他还说他受不了一些干部热衷于打麻将的风气。县城才多大啊,上世纪90年代的县城更紧凑,从张三家到李四家打麻将,有人还开着汽车去,打一夜麻将,就让司机坐在汽车里等他一夜。你就是骑个驴去打麻将,那个驴夜里也要喂草啊,更何况司机是个人!这是贾大山的文学语言。这样一个作家,他对人民的情感很朴素,他对不正之风拍案而起。总书记听贾大山讲宗教,因为正定县是禅宗的发源地;听贾大山讲文学,讲他所了解的生活。总书记有时候就到贾大山家里吃碗菠菜面,喝一点当地产的烧酒。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说他那个时候想的都是正定县怎样发展,从作家那里得到很多启示。他去贾大山家里,一谈就到半夜,两个人就在县城散着步。夜深了,返回县委大院时,大铁门早已经锁上了,总书记不想惊扰传达室的老师傅,就踩着贾大山的肩膀爬上大铁门翻越进去。总书记经历的这些事情,这么多年一直在文坛传为佳话:一个总书记和一个作家的深情厚谊。也许有人会说,总书记那会儿是县委书记,他也就是个年轻人啊,如果那会儿是总书记,他还这样吗?我觉得话不能这样讲,为什么呢?因为并不是所有县委书记都能和作家交朋友的,而且是发自内心的,不做表面文章。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也确实让我们感佩。 

  我经历过很多文学带给大家明亮的心灵滋养的生动事例。我到中国作协工作不久,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来拜访中国作协,他在会客室一坐下,就侃侃而谈,希望中国作协和罗马尼亚作家多一些交流,还主动介绍罗马尼亚文学发展的历程。我问大使先生学什么专业的,他说是学化学的,还说上世纪70年代“文革”时期,他在南开大学和他的夫人学化学,同时学汉语。我说,听起来您和文学一点关系也没有啊,为什么对文学这样内行,连各文学流派都了如指掌。他说,铁凝女士,在我们罗马尼亚人看来,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对文学有所了解,是人生教养的一部分。这位大使的话,非常感动我。这里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作家,即便是很高雅的人也不一定热爱文学;但是热爱文学的人,一定是期待自己的内心有更多的高雅和纯净吧! 

  文学不仅照亮我的生活,也诱使我从初中的时候拿起笔学习写作,由一个忠实的读者,成为一个业余作者,之后当职业作家。但是我又经常想,当我成为一个写作者之后,当写作成为我的职业之时,我奉献给读者的文学该由什么照亮?我想照亮文学的不是空想,不是炫耀技巧,它最结实的还是生活。对于作家来说,你要给予能够点燃他人内心、照亮他人生活的有光彩的文学,自己首先有勇气坚守文学,要让生活照亮你所从事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