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笔下的固原】张嵩《释读西海固历史的辉煌》

来源:固原电视台 2017-08-21 18:10

张嵩

1963年8月生于宁夏固原,祖籍甘肃镇原。一九八零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著有散文诗集《遥远的岸》、诗集《散落的羽片》、诗词集《渐行渐远集》、散文集《温暖的石头》、评论集《诗化留痕》,编著诗文集《固原》等。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宁夏作家协会理事、宁夏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宁夏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宁夏文史馆研究员。现供职于宁夏政协。

 

 

张嵩
释读西海固历史的辉煌

 

 今天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而历史也正在一点点地离我们远去。但在这一缓慢而充满着无限生机的过程中,历史也给我们遗留下了烙印着各个年代痕迹的智慧与文明之物,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到我们的先人们劳作、生活和进行创造时的忙碌的背影,聆听到他们使用劳动工具或器物时发出的碰撞声,甚至用心能感到他们的呼吸声和脚步声。我始终相信,历史的渗透力和感染力是十分巨大的,任何人都无法抗拒,这也反映了历史对社会进步不朽的推动力量。正是怀着这样的感受及一种崇敬与虔诚的心情,从历史中一路望去,祖祖辈辈生活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代代地繁衍生息,一代代地与自然抗争。在生存与抗争中,他们不断地创造着自身的文明,也在不断地追求着美好的生活。真的不用有丝毫的怀疑,西海固的历史,也曾蕴藏过许多的辉煌,只要你走近它,轻轻拭去岁月落在西海固身上的尘埃,你就可以领略到它熠熠生辉的光彩。

器皿之美——陶是西海固古老文明的见证

也许,你还不大在意,一只沾满着泥土的陶罐或陶杯,因为它们太普通了,有的被用来装油,有的被用来盛盐,有的干脆被弃置在屋檐墙根之下任由风雨侵蚀。这些陶器都是农民耕作时刨挖出来的。在西海固地区,到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已有 240 余处,几乎遍及每一处山川河道,分布之密集,就像今天大大小小的村落一样。一些遗址距地表只有几十公分,遗址之上,破碎的陶片俯拾皆是。它们本身或许并没有什么过高的经济价值,更不能和精致华贵的古瓷器相比,因而往往被人所忽略或轻视。其实,这些出土陶器正是西海固地区古老文明和原始时代生产、生活发展进步的实证,它所包含着的历史价值和先民们非凡的创造力、想象力,是现在任何有经济价值的东西都无法比拟和无法替代的,它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西海固远古历史的辉煌。

西海固历史之悠久,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那时,古人类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他们活动的遗迹。丰盛的水草、茂密的丛林、原始的牛羊、成群的鸟兽、温润的气候,为古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优良的环境。随着时间缓慢地向前推移,人类才一步步地告别了粗糙的打制石器和以采集渔猎为主的穴居时代,在步履蹒跚中进入了“少年时期”。

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在距今 5000—6000 年前,在西海固地区所处的黄土高原上,孕育出了我国早期的原始农业居民,这也是当地农耕文化的肇始。我们的祖先通过自己的劳动,通过无数次实践探索,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物质:陶器。这种具有革命性的生产资料的产生,不但标志着当时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也给这片土地上的人类发展与文明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原始人的衣食起居、生活方式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一地区陶器的出现,从时间上看,当属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陶器的制作系手工用泥片贴筑和泥条盘筑的方法,多为夹砂红褐陶或橙黄陶,泥质陶很少,工艺水平不高,类型简单,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但它显然也受到了同在黄河流域的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影响,这从固原孙家庄遗址、海原曹洼遗址、隆德页和子遗址出土的陶器或陶片中就可以得到印证,随着其后彩陶的出现,才将制陶工艺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我在固原博物馆见到过几件彩陶:双耳草叶纹彩陶罐、单耳齿纹彩陶罐、双耳彩陶罐等,颜色都是红黑相同,图纹以网络纹、锯齿纹为主,纹样富于动感,线条流畅自如,彩纹结合完美和谐。尤其是黑彩绘于红陶之上,鲜艳夺目。就拿双耳草叶纹陶罐来说,此罐高 23.5 厘米,口微敞,长颈、溜肩、鼓腹、小平底,腹中部有对称孔耳,通体施彩,连口唇部位也不放过,腹部施四块近似圆形的树叶图案,写实性很强,不仅体现了艺术的想象,也是对生活的再反映和抽象概括,因而极富感染力,令人百看不厌。另外,隆德县出土有双鱼纹彩陶瓶、波折纹彩陶钵,西吉县出土有双耳圆纹彩陶瓶,海原县出土有双耳彩陶瓮等数十件彩陶器,可见彩陶在西海固分布也是较广的。值得一提的是,固原县七营乡柴梁遗址出土的陶器多以单色红彩竖条为主,极有特色,你看到这种陶器的饰纹,若不细心观察,还以为是后人涂上去的红彩纹条用来作假。这种以单色红彩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黄河上游地区还属首次发现,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西海固地区新石器时期众多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彩陶虽不很多(包括稍后的齐家文化陶系),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少量的彩陶艺术器皿,不仅使我们看到了西海固和黄河流域在同一时期与其他经济繁荣地区文化上密切联系的不可分性,也使我们在赞叹之余,产生了无尽的遐想和无穷的回味。

真正能够体现和代表西海固灿烂的原始文化的陶系,在一定意义上说,还是公元前 1890—公元前 1620 年出现的齐家文化。保留在这片土地上的很大一部分文化遗存,都属于齐家文化类型,不仅分布面广,而且陶器面世量大,随处都能碰到。这时已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末期,甚至时间已跨进了传说中的夏王朝的门槛,我们的祖先仍然平静地生活在原始的村落里,从事着农耕生产,制造着各种纹饰的陶器,用来烧饭盛水,贮藏食物,也制作着数量可观的冥器,随葬他们的公共墓地。先民们傍山依水、向阳避风而居,墓地就建在山台上。尽管岁月的流逝以千年而计,但我们仍然可从固原店河遗址、铁家沟遗址,彭阳的打石沟遗址、张化遗址等处依稀可辨。尤其是长达10 公里的店河遗址中下段的上峡村向阳的山坡面上,暴露着灰层、红烧土和居住面、墓葬区,这里到处都是散乱的陶片,真可谓漫山遍野,难怪整个山坡俗称“烂罐洼”。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因素,遗址被破坏得较为严重,附近的一些农家多少都有几件陶器。据说以前耕地垦荒挖出来以后,认为是墓葬的东西晦气,就地摔碎了事,或是因为偏僻,或是限于财力,我看主要还是观念问题,遗址被破坏的严重程度,叫人看了扼腕再三。

齐家文化因 1924 年在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首次发现遗址而得名,分布范围主要是甘肃、青海和宁夏南部,亦即西海固地区,这里地域上属陇东黄土高原范畴,文化上同甘肃其他地方一脉相承。不难看出在当时我们祖先生活、劳作的这片土地上,农耕经济在即将进入阶级社会的前夕是相当发达的,这也反映在陶器制作的多样化和陪葬器的数量上,从发掘的一些墓葬看陪葬的陶器多则几十个,少则七八个。陶器中多见大型或较大型器物,这是一个特点。多数敛口卷沿,瘦颈溜肩,鼓腹平底。我见过高达 60 厘米的陶制罐,大有鹤立鸡群俯瞰一切之势,脖颈下饰一圈小圆圈纹,如同一串珍珠项链,肩部四面再配以四个对称的突起乳钉,通体以细密的绳纹自底部旋转而上,直达唇沿,即使不常见的底部都饰有斜方格的席纹。制陶的艺术家们真正是具有绝妙想象力的大师,简直把一个红泥陶罐打扮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充满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楚楚可人之态,不由你不珍爱。

有的大型陶罐被施以附加堆纹,长长的泥条沿颈部围一圈,再在圈下斜斜地粘上数根泥条直通腹底,看上去如同风吹动着一条条领带,潇洒飘逸,静中含动,仿佛临风的少年,凝望着远方若有所思。这些大型陶器的制作,在工艺造型上都有相当的难度,足以看出我们祖先们的聪明才智以及通过艰辛的劳动而获得的想象力、创造力确实是超乎寻常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什么地方有优秀的战士和手工业者,他们就一定是优秀的画家和雕塑家。”

再看一些体型较小的陶器,它们在制作上更是精美绝伦,极富才气,无处不显露出原始人对美的向往和追求。我见过的磨光细质红泥小杯,造型就很奇特,一般都是 10 多厘米高,敞口直颈,腹部一圈鼓起凸出,而底部很小,但很平稳。凸出部分的半径大致就是杯的整个高度,底部大小相当于杯高的三分之一,这种杯分单耳和双耳两种,肩部都饰有一圈小圆圈纹或弦纹,通体光滑细腻,色泽亮丽鲜艳,娇贵妩媚,仪容可掬,可以说是陶杯中的皇后。置于掌中把玩再三,品味良久,彼时的感觉是难以用语言准确地表述的。另有一件橙黄色泥质陶壶,高不过 15 厘米,浑身绳纹,看得出在制作陶胚时是一个整体,后用竹片或其他薄器从上部分离出一个盖来,盖上有一拇指长短便于提拿的泥柱,盖与壶之间两面都有划纹,盖时只要对准了两面的划痕,盖与壶就会完全吻合,复成一个整体,不存缝隙。整个陶壶呈不规则的圆形,向右微微倾斜,盖把也稍歪,显得幽默风趣,如同白石老人画中的一件物什,敢看而不敢动,真怕走了它的灵气。这些陶器摆在今人的面前,它对我们心灵的震撼和思想的启迪无疑是巨大的。

人类在“少年时期”所创造的这一系列陶作品,充满着丰富的幻想,包含着强大的信息,显示着无穷无尽的勃勃生机,自由奔放以及广阔的思维空间是它最大的特点。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纵观秦汉一些陶器,不是缩头缩颈,就是四平八稳,充斥着压抑和矛盾,没有生气可言,弥漫着沉沉的暮气,和原始人那种积极向上、生动活泼、洋溢着浪漫情调的陶器相比,则高下判然不同。今天我们虽然能把陶器制作得更精致更美观,但肯定缺少人在少年时期所具有的那种天真无邪的思维方式所释放出来的“神气”与“灵性”。假如原始人能和我们对话的话,他们一定会这样告诉我们,什么是陶器的至真至美,那就是和制作它们的土一样平常,和它们盛装的水一样自然。

西海固古老历史上的这一页辉煌,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财富,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面对瑰丽缤纷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如同面对我们的先人,在他们灼灼的目光注视之下,我们在今天更多地应该做些什么呢?